女子被机关清退去公司做前台嫌太累辞职

火币pro 2024年02月28日 12:40 35 Connor

摘要：编外人员，又被称为“影子雇员”。根据学者研究，该群体规模庞大、影响深远，维系机关、单位运转。如何精简编制，提高效率成为必须面对的难题。

2023年秋天，“问政湖南”网站上，长沙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针对劳务派遣、编外人员的清退方案做出的答复引发关注，有关“编外人员清退”的相关词条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，引起公众讨论。

事实上，对编外人员的清退不止湖南，发生时间也更早——2021年，黑龙江高质量完成了核减编制的改革任务，全省精简事业单位2735个，收回事业编制8.3万名。2023年4月7日，湖北十堰市委编办刊文，当地摸清编外聘用人员总量3400人，清理规范后减少326人，减少率达9%。

政策的实施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有在政府部门编外工作十几年的中年人，突然失业，只好去物业公司做前台。有人被清退后努力备考公务员，赶在35岁之前“考回去”。也有人暂时处在清退风波的外围，依然笃信自己前途一片光明。

文|殷盛琳编辑|王珊瑚

突如其来的“清退”

陈红霞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单位清退。这几乎是她37年人生中遭遇的最大挫败。

在此之前的16年，她一直在广东某市直机关单位做“编外”，负责前台工作和档案管理。即使算不得真正的“公家人”，这份工作在外人眼里也代表着稳定：至少处在“铁饭碗”公职体系的边缘。“我爸觉得我在这里做合同工都比在公司里好”，陈红霞说。

她自认兢兢业业，从未逾矩，做着和拥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们一样的工作。大家平时按照工作表分配任务，“一起办公，情同手足”，除了工资待遇没人家高——她觉得无可厚非——大家平时相处很融洽，像“一家人”。

不过，2023年6月，这个“家”不再需要她了。陈红霞记得很清楚，那天，单位里做编外的被叫到大会议室签合同，一共20人左右。从2018年开始，她们不再和单位直接签署劳动合同，用工形式转为了“劳务派遣”，每年都需要重新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新的合同。但这次领导没有叫上她，只说让她等待通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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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其余人陆续签完出来，陈红霞和另外两位同样工作十几年的编外同事，一起被安排进另一个小会议室开会。领导的声音从桌子另一边传来：“应文件精神，清退你们3人。”陈红霞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回过神才想起，具体什么文件？按照哪条规定执行？领导并没有说。

清退的消息来得突然，陈红霞之前没有听到过半点风声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在其他城市，对编外人员的精简早已不算稀奇：2022年以来，湖北监利市、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、湖南临湘市、黑龙江哈尔滨市等地接连发布消息，要对编外群体进行精简。

所谓编外，范围相当广泛。那些以劳务派遣形式或者与政府机关、医院、公立学校等单位直接签约的“合同工”都属于编外。比如辅警、保洁、网格员。他们是维系庞大机关、单位运转的“螺丝”。

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，这部分群体被叫做“影子雇员”。根据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敬乂嘉的研究，我国公共服务的生产和递送中，有20～30%的部分是由接受政府雇用的人员完成的，平均约有1/4的财政报酬支出是支付给政府系统外的人员。

而对编外人员的清退，与政府对编制进行“瘦身”的决心紧密相关。2023年3月中旬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，明确提及精简编制问题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同意按照5%的比例进行精简；地方编制精简人员比例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党委自行决定。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晓东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解释了这其中的关联：编制的增加或减少，关键在于编制的使用是否能够提高工作效率。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编外人员承担了不少编内人员的实际工作，“必须把现有编外人员从事或替代的公务员工作回到公务员本身，让公务员的职责回归。”

在一些地方，“清退”的执行十分迅速：常德全媒（湖南常德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）在2023年9月发布消息，当地“强力推进编外用工管理，清理规范，高压态势严管严控”，通过统计之后迅速制定工作方案，用10天时间对全县编外用工进行全面摸底排查，并建立“台账”。经过2个月的清理，一共清退编外用工163人，节省财政资金200万元以上。

执行到陈红霞这里，她沉默地接受了。单位给她们的赔偿是一个月工资。领导最后说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出声。“我出他个头出，直接站起来走人了”，陈红霞有点恼火，只想赶紧离开那间办公室，离开单位，“多待一秒都觉得恶心”。她什么都没有问，迅速收拾完东西就离开了。被清退后，她和前同事们断了联系，十几年的时光好像轻飘飘没有踪迹。她说，自己“一夜长大了”。

她开始领取失业金，每个月不到2000元，后知后觉自己在劳动市场上似乎被抛弃了——她37岁，已经超过报考公务员的年龄上限，想再考进去已经不可能了。她是本科生，有法学和行政管理双学位的文凭，但纯文科在就业市场上并没有优势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发现，就业环境比她想象中还要差，“哪哪都不招人”。

体制里的“影子”

作为“影子雇员”，编外群体的出现及种类、数量的变化，也是时代缝隙的一面镜子。

中国政法大学吕芳教授曾在论文中提到，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，有段时间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，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频频发生，使得综治维稳、城市管理、环境卫生管理等部门工作量增大，于是集中出现了一批环保协管员、交通协管员、治安协管员等。为保证计划生育的推行，地方政府需要动员大量人力去执行监督职能。为了保证信访责任目标的实现，地方政府也需要大量的人员截访、控访。

离我们生活最近的是疫情期间，网格员成为防控体系运转的微小单位，社区开始大批量招收年轻人。

2021年11月10日，黑龙江黑河爱辉区，社区工作者、网格员、志愿者向居家隔离人员分发政府生活包并清运垃圾。

作为“影子雇员”，编外也成为地方政府弹性治理的“机动力量”。根据社会学者对山东省A街道的实地调研，早前几年扶贫办的编外人数较多，参与“扶贫攻坚”，但近两年，随着社会治理工作增加，综治办、安监环保人员增多。

编外的招聘大多数时候也没有既定的标准，尤其是用人单位自行招聘时，“影子雇员”更是可以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进入。

东北姑娘许清毫不掩饰地讲，自己就是靠“找关系”才进入的这家省刊编辑部。她原本是学设计的，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曾在南方一所城市工作过，频繁加班。作为独生女，父母希望她能回东北生活。他们不仅电话劝说，也付诸行动：找了一个亲戚的关系，为她要到一份听起来“完美”的工作，“他们说待遇相当好，工作相当轻。五险一金，双休”。许清没有拒绝。

2022年，她回到东北，进入了这家事业单位，成为一名新媒体编辑。许清很快发现，在单位里，编外同事们大部分都是靠关系进来的，以至于她根本享受不到什么轻松的待遇。

在单位，编制像一条透明的界限，将大家分隔开来。许清说，她们整个新媒体部门都是编外，只有直属领导算是个有编制的正式工，但也没什么话语权，才被分来坐冷板凳，管理她们。

编外人员的办公室也是被挑剩下的一间。“我们一开窗户根本不是窗外，而是另一个办公室”，屋子没办法安装空调外机，夏天的时候只能到靠近正式工的区域蹭空调。

完成十几个视频的剪辑，她能拿到2000元的绩效工资。领导经常说，“你们就是流水，可能今天就给你们辞掉了”。

从许清进杂志社开始，几乎每一两个月，单位就会清退一个人。许清开始产生真正的危机感，是在“靠山”走了之后开始的，她的“关系”不在了，所以当2023年6月，她面临被辞退时，并没有过多意外。

但在被清退之前，陈红霞从未想过离开。她希望能像那些在岗位上顺利退休的编外同事们一样，安稳领到不错的退休金。

这份工作对她来说还算清闲，适合躺平。每天早晨8点半到，12点下班，在单位饭堂吃个饭，还有宿舍可以休息。下午从2点半上到5点半下班。陈红霞只需要穿着工作服，坐在窗口，接待“群众”。她说，在体制里待久了，出去都会很不适应，那里曾带给她虚幻的“权力感”。

“档案管理公司做档案我也会监督他们，我们部门的办公用品也都是我负责”，她至今为单位感到骄傲，“滴滴、非法营运、危险货物运输、水运、码头，都是我们交通管。”

对于辅警李刚和张平来说，那种虚幻的感觉更为强烈。他们在2008年同年入职，通过考试成为了和公安局直接签署劳动合同的辅警。都在山东某市区公安局下属派出所的“巡逻警察大队”工作了15年，做110接处警，从早上8点半一直上到第二天早晨8点半，做一休二。

张平说，这15年里，他们充当的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“辅助”角色。碰到一些罪犯难缠的现场，打砸闹的现场，他们是防暴力量。一些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活，也可能安排给他们。

据李刚和张平说，他们所在的区公安局，辅警要比正式警察多。他们赶上了和公安局“直签”的末班车，张平说，从2010年左右，再新招的辅警，就全部都是劳务派遣的形式了。

在去年因拒绝改签合同而被“辞退”前，他们都觉得会在所里干一辈子。即使每个月只有3000多块钱工资，他们也从没想过离开。

2023年8月，所里的内勤工作人员在微信群转发了一则辅警管理科的通知：“因社保、医保系统升级更新，原巡逻警察大队、交警大队社保、医保账号已无法使用，与巡逻警察大队、交警大队直签所有辅警已转移到分局账户，按照有关规定需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。”

李刚担心重新签订合同后，自己的工龄是否存续，就去当地劳动局做了咨询，劳动局工作人员答复他，如果签订新的劳动合同，劳动主体发生重大变动，等于重新入职，工龄就中断了。他又去社保中心查询，发现自己与巡逻警察大队解聘，信息备案一栏上写了解除合同原因是，“其他”。

因为工龄存续问题，他们拖着没有签署新的合同。2023年9月26日上午，李刚接到了内勤电话，将他分配到另一地区的派出所工作，离家27公里，乘坐交通工具单程大约需要3个小时。

他和领导发生了口头争执，每天依旧到派出所门口钉钉打卡。到了11月，他接到通知，自己被辞退了。张平的处理结果也是一样的。两个人都在35岁这年失去工作。

李刚收到的辅警管理科通知。

与体制重逢的可能性

李刚和张平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曾经服务的机构站在对立面：他们决定到法院起诉。

这下派出所是完全回不去了，两个人对未来感到非常茫然，“不知道干啥”。张平说，他最擅长的是“看人”，“你现在让我判断谁是嫌疑人，谁是个坏蛋，我没问题，你让我维持个治安我没问题，但是别的技能现在不掌握。”他的本科没有读完，也没什么文凭。

他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查人。“我记得有一年，我晚上在外面巡逻，看见两个人骑着电动车，然后我就觉得不像好人，我上去排查，还从他身上搜出违禁品来了，局长还接见我了因为这个事儿。”这事儿是他辅警生涯里的“亮点”。至于判断的标准，则是“凭感觉”，对方看自己的眼神不对。

现在，这个曾经赋予自己荣誉和价值感的地方变得非常陌生，他们想先讨一个公道。

许清庆幸自己走出了“迷宫”。她想做电商生意，但东北货源闭塞，不适合开网店，她打算到物流发达的南方去，到义乌去。“就算少挣一点，也不至于心理压力那么大”。她再也不想进入体制了。

另一位同样短暂体验过“编外”工作的年轻女孩也走出了对体制的迷思。她靠自己考进某民生投诉部门做编外，最常做的事是给领导写材料。整个部门有正式编制的人不超过10个，编外却有几十人。进去后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大部分编外同事都是“关系户”，最累最繁琐的工作自然落在她头上。“被清退也是情理之中”，她说，最后领导给了一个折中方案是让她去做话务员，天天接投诉电话。她果断选择了离职。无论家人怎么说，她都不会再考公了。

只有陈红霞是例外，她仍然对体制抱有想象。被清退后，她先是找到了一份物业公司的工作，给人家做前台。但没多久，她就主动辞了职。“太累了”，她说，在那里完全没有盼头，只有单纯的劳累。她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，工作到中午还要开车回家吃午饭，再在下午上班前赶回去，公司没有可以供人休息的场所。

她想先在家休息一阵子，一切等年后再说。对于体制，她从愤怒的情绪里抽离之后，开始变得怀念。

陈红霞说，如果有机会，年后她想找找在当地的熟人关系，走走门路，试试看能不能再次进入其中，成为一名新的“编外人员”。

（应讲述者要求，文中人物为化名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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